秦朔：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为什么？

发布时间：2025-07-06 06:22:36 来源：飞声腾实网 作者：时尚

秦朔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为什么供给冲击、秦朔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后，慎重收缩相关部门在“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方面，出台策开始形成共识。性政

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2021-2022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为什么2022年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秦朔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慎重收缩政策。

今年3月16日，出台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性政强调有关部门要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为什么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秦朔财政部、慎重收缩央行、出台策银保监会、性政证监会、外汇局等多部委迅速表态，部署落实。央行当天中午就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财政部当天傍晚通过新华社表示“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3月17日工信部也开会表示，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

这一系列表态的背景是什么？是在日益严峻的三重压力下，中央提出的稳字当头、稳中有进的总要求。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投资还是消费都很乏力，叠加人口老龄化加剧、年净增人口趋近于零，以及疫情扰动、地缘政治风云突变、中美摩擦常态化等因素，挑战是巨大的。

中央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上下下，从政策到执行，大家都真抓实干，我们的增长和就业就能稳住。否则，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就可能被打断。

现在就业总体能稳住，主要是靠亿万人民在市场经济中自找饭碗，自造饭碗。灵活就业就是典型形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就业人员为746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46773万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较为公认的数据是城镇灵活就业人数约2亿多人，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逾50%，再过15年左右达到70%是可能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说，灵活就业从2003年不到5000万到现在2亿多了，增长得相当快。

这么多人选择灵活就业，和劳动者尤其是年轻劳动者偏好有一定自由度的就业方式有关，也是市场现实使然。前一段有一条热搜“90后为何越来越愿意接受灵活就业”被骂的厉害。有人说：“这个热搜是哪个不知人间疾苦的不嫌事大？这不是因为很多人找不到（固定）工作么？”有人说：“灵活就业、考研、考公、考编等内卷不是说明经济走势了么？”还有人说：“我天天吃糠咽菜是因为这些健康吗？”当时我在喜马拉雅音频对此有条评论，我说问题改成“如何对90后灵活就业多些关心”就会好一些。

真希望那些习惯收缩性打法的同志多些同理心，多些共情，既然没有那么多铁饭碗，对人家自己弄的泥饭碗不妨多些包容，不要动辄以“影响市容”“影响秩序”“无照经营”“用工不规范”等等让其收缩。规范是需要的，但规范是一个过程，而且要寓规范于服务之中。

韩文秀副主任在谈到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时，说了两段很中肯也很合乎经济规律的话，值得方方面面用心体会——

“经济运行是一个有序演化的动态过程，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都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还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制定和实施政策都要坚持系统观念和实践标准，遵循经济规律，以实践效果来检验政策的成败优劣。”

言外之意，我们有些政策是先破后立甚至破而不立，搞短期突击，层层加码，弄得下面难以承受。所以要慎重，要防止合成谬误。

收缩性思维的作怪

上节是对“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的解读。

单就个人观点，我认为宏观政策既有扩张性的，也有收缩性的，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而定，收缩性本身并不是贬义词。在供给侧改革中，国家搭建了一些硬约束框框，如生态环保天花板、防风险底线、反腐败红线等等，都是必要的。政府力推“放管服”，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但放权不是放任，监管永远都存在，只是要不断优化和法治化。

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一般都比较喜欢扩张性政策，所谓“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但不顾产业规律盲目上项目，高杠杆扩张，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教训也很惨痛。等出了问题，又简单粗暴地“一关了之”“一禁了之”，从沸点到冰点，也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因此，对“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我认为也不能理解成：凡是收缩性政策都是不对的，以后就不要出了。这不客观，也不可能。还是要实事求是。

当下的很多问题，在我看来并不是收缩性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收缩性思维作怪的问题。

任何收缩性政策都有其具体指向，但收缩性思维把这种指向放大了，似乎管制的越多、越宽、越严、越细越好，越“收”越正确；而包容审慎监管、柔性监管、智慧监管、留有探索空间的监管等建设性的态度与做法，往往被认为“不正确”，所以就算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愿担当。

我举点例子。

五六年前我应邀担任广州一家做企业销售人员培训的公司的董事，因诸事繁忙，没有具体参与过，前不久提出退出，董事会也通过了。公司到工商局办理董事变更手续，审批结果是：根据国家“双减”政策，要求删除企业名称中的“教育咨询”（变更企业名称）及删除“教育咨询服务”经营项目。企业找我商量，说更名和删除经营项目影响太大，能不能继续挂着？我也很为难，说以后年审不还会遇到这种问题吗？

“双减”减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和做企业培训有什么关系？难道“教育咨询”行业干脆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才算是落实“双减”？！这还是在中国的“商都”广州！

被“双减”无辜波及的不止是教育咨询，我同学投资了一家做童书绘本的企业，还有朋友投资了一家做校园收付费卡系统的企业，只是因为公司名称有教育，前一个原来已经过了会现在也不能上市，后一个连IPO材料也不敢报。都搁在那儿。而它们的业务和“双减”根本无关。

还有朋友投资的工厂，因为涉及易燃易爆用品，虽然是国家倡导的智能化方向，非常安全，但这两年每年都有几个月要停工，说是为了保障重大活动安全。工厂在西南，离重大活动举办地有几千里，但“为了大局”也要停，由此导致投资回报不达预期。

这都是很典型的把有着明确具体的时间、空间、范围指向的收缩性政策，随意扩大化的情况。

还有的是，企业确实出了问题，如某著名主播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处罚是应该的，但老老实实配合罚款，也向社会表达了歉意，能不能让其继续营业？假如不能让流量那么集中，要去中心化，能不能改成一周卖一次两次？据说“有污点的人不好再卖货”，那过去有的企业创始人都判刑了，也没关了他的店啊。

疫情防控也有不少层层加码。有些地方没有疫情，或只是个位数的情况，服务业的店面却一直不许营业，“知道怎么关，不知道怎么开”“知道怎样严，不知道怎么松”。

而且这些问题，基本都加在民企身上。多年来反复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但落实起来不容易。一个确实是毫不动摇，越来越强大，另一个则时不时地摇晃，很脆弱，民企就算做得已经很大，现在也感到自己不过是一家普通公司，随时可以被替换。

民企有自知之明和谦卑意识，这固然也好，但当民企出现一种较为普遍的“收缩性思维”，值得社会高度关注。目前它们还在靠惯性成长，在竞争压力下也会继续努力，但如果企业家内心深处，“怎么安全着地”的思虑代替了创新、探索、突破的激励，接下来的发展是堪忧的。靠什么和国际竞争？靠谁去承担只要是创新就必然会有的风险？假如越来越多行业，都产生了一种“民企只能当当配角，份额占多了要逐步让出来”的收缩氛围，这是一种什么示范？怎么体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底谁在起决定性作用？

收缩性政策并不可怕，只要是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范畴之内。可怕的是收缩性思维的扩大和流行，打着“正确”之名，事实上却在损伤市场主体的信心。

收缩性思维从何而来？

中央大政方针的着眼点是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三去一降一补”“脱虚向实”“房住不炒”“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都有清晰指向，总目标是为了实现更好发展，即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看到，不少龙头企业、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消费企业，这些年实现了快速增长。包括灵活就业者，尽管工作性质并不那么稳定，但只要有一技之长，肯付出，总能找到一个途径，养家糊口，再图进一步发展。从世界看，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对中国经济，理应保持信心。

但为什么现在相当部分的市场主体，对未来开始抱着防御性、收缩性态度、“多做不如少做，如果资产能卖个价最好不做了”呢？有人说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不是主体”，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国家一直是这么说的，宪法也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保护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既然是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什么还会惴惴不安、“嘴上有信心，心里没有底”呢？

我有时会问企业家：你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挣的钱也清清白白，政府也很礼遇你们，招商引资都待为上宾，怎么也有这种担心呢？

听到的答案，概括起来，最多的是三种：“真要找，谁没点事呢？说你有事就有事。”“你看谁谁做的那么大都翻车了，所以做的越大越危险。”“你看网上那么多要‘清算资本家’的声音！万一哪天变成真的了呢！”

我原来并不太关注，不知道网上还有这类声音，一关注真是吓一跳。比如，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早该清理资本家了”“最终要消灭私有制”。还有大量的声音，把今天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如贫富差异，都视为是市场机制、资本等等造成的。而且这种气氛不断蔓延，似乎有财富、有知识、留过学、和外资有关等，都是一种罪过。国家的目标就是共同富裕，科教兴国，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对外开放的“四个坚定不移”，怎么在社交媒体上，只要一有人带节奏，扑面而来的跟帖大把大把都是将财富、知识、对外开放解读成“非法钻空子”“剥削压榨”“侵吞国资”“割韭菜”“卖国”“带路”等等呢？！太荒谬了！

这样一种越来越强烈、很普遍的社交媒体舆论氛围，恰好和一些收缩性政策的出台相遇（尽管政策目的是为了更健康的发展），使不少企业家以为“这就是上面的意思”。收缩性政策针对的只是部分行业和部分情况，按理说，不在这些行业的企业家不应受什么影响，但事实是也受影响，因为他们被社交媒体上充满“敌意”的气氛所影响，以为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更糟糕的是，这些似是而非的声音得不到有力澄清，甚至可能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慢慢也觉得这就是“正确”，他们就带着这样的“正确理解”去执行政策了。这样，“收缩性”的扩大化、教条化和形而上学，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有时我自己都有些迷茫。化解的办法，一是到生产实践第一线感受企业家的拼搏与创新，汲取真实的、令人鼓舞的正能量；二是读《党章》《宪法》、党代会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等报告，去体会上面到底是怎么想的。

读了以后确实思想就清楚了很多。

我们决不能说，网上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批评和不满都是空穴来风不值一提“不是蠢就是坏”，但网上对这些问题的归因与对解决问题出路的认识，显然存在比较大的偏颇。由于社会也没有提供很好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导致这些声音形成了内卷性的自我膨胀，上纲上线的大口号和粗暴低俗的泄愤谩骂相互激荡，似乎只要清算了资本家、企业家、精英分子，一切都好了。

一些声音把革命战争年代推翻三座大山那一类说法，把“文革”时期“反修防修”“造反有理”那一类意识，简单“移植”到当下，更是错得离谱。

《党章》第一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企业家群体拥护党的领导，很多都是党员，在创造先进生产力，怎么能把他们当成“假想敌”？！

《党章》说，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怎么可能再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体制？！

《党章》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已经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做了历史结论，怎么还有些声音要回到那些教训里？！

《党章》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什么是中心？明明白白！

《党章》说，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主要防止什么？一清二楚。

读了这些，就有了定心丸。就不会被网上那些似是而非、事实上是和中央方针背道而驰的东西所惑。

什么是“左”？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什么是“左”？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指出，“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读《党章》《宪法》，你会发现总纲和序言部分都特别长，因为要反映党和国家一步一步的实事求是的探索过程。我们每个人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与之保持一致。如果企业家多看看这些，就能增强定力和对不良舆论的抵抗力。

有人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当然是对的，但很多教训也证明“不做亏心事也怕鬼叫门”，如果舆论中充斥的不是正声，而是颠倒黑白的话。

大是大非不可含糊

这篇文章从收缩性政策谈到收缩性思维，以及“左”的影响，是希望探讨当下一些问题的深层次症结究竟在哪里，多少助力于一些问题的解决。

我和企业家有不少接触，深感企业家精神是中国至为宝贵的经济，也写过不少反映民企呼声的文章，比如2020年的《像扶贫一样安扶企业家的心》。

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是因为实实在在感到企业家的心态，已经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值得政府和社会重视。

前几年和企业家交流时感到，他们的关注点和呼声主要还是政策如何落实到位。中央领导在2018年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这些话很温暖，也指明了方向，但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手握权力者，在落实中打了不少折扣，有的甚至反向而行，让企业家感到茫然，莫衷一是。

最近这一两年，一些企业家的担心主要已经不是政策落实力度的问题，而是“到底是不是自己人”的问题，不少人甚至担心“会被清算”。也就是说，担心深化了，在一些安身立命的问题上也开始担心了。

要化解当下企业家群体的精神疑虑，以下两点都必须解决：

一是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要更加清晰地说明目的是什么，不是什么。政策出台前要进一步加强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此同时，企业家也要仔细去读文件的全文、原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听风就是雨，自己吓自己。比如，只要从头到尾读了中央领导在《求是》上发表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不会把共同富裕当成“杀富济贫”和“平均主义”。

二是针对社交媒体上比较混乱的针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声音，要清晰地给出回应。有些大是大非问题，绝不可含糊。

当然，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一切做法，都没有问题，都不能质疑。那就会走向另一种形而上学。事实上，改革开放是不断深化、优化的过程，不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但基本路线是稳定的，“三个有利于”作为各项工作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也是明确的，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应该是我们评判企业家、投资家等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基本尺度。

智信之路任重道远

对当下社交媒体上的很多言论和情绪，坦率说，我很不解，所以最近花了不少时间去看，试图厘清为什么身在同一时代，人们对时代的看法却如此不同。

剔除那些纯粹是骂人、发泄情绪、造谣传谣的东西，剔除那些故意浑水摸鱼的东西，我有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主要是发现了一个过去自己有所忽略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但又不是一个中国；是一个世界，但又不是一个世界。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看到的中国，是通过改革开放，从封闭落后僵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变革而兴，极大提升了人民的福祉和发展的中国。我们的观察起点是“否定文革”，走向改革，走出封闭，走向世界。而现在不少“打工人”一出生就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他们对历史的大变革没有切身感受，对于现实客观存在的各种压力、困难则有很强痛感，于是天然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富人、资本家云云。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有几个不同横截面的，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平面。我们过去几十年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他们希望改变甚至打破的秩序。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看到的中国与世界，是从美苏争霸、中国被孤立、在意识形态上“反帝反修”的时代，走向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把经济建设作为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世界；是《联合国宪章》、全球化、国际贸易与分工、WTO主导的世界，而中国是融入世界的巨大受益者。而现在不少“打工人”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大纷争、充满矛盾、冲突与分化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在减弱，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急剧上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越来越弱，各唱各的调。

我们当年看到的美国，想象中的美国，因为遥遥领先，真的很美，而现在的美国虽然仍是超级大国，很有创新和活力，但无论是其国内治理还是国外形象，都在走下坡路。美国还有很强实力，不想维护什么（如WTO）什么就不灵，但美国再要按自己的意志，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也不再容易。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强，很多敌意都源于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但美国也明白改变不了中国的道路，也抑制不了中国的发展，所以大方向就是竞争/抑制与合作并行，不和谐也不破裂。

所以，怎么看待昨天和今天，怎么看待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怎么看待中国和美国，不同年龄、背景、条件的人会有差异，这也很正常。我在阅读一些80后、90后纵论国是、持之有据、汪洋恣肆评点世界的文章时，常常有“后生可畏”“不可限量”之感。每一代人都在自觉担当属于他们的时代责任，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传统的民族来说，我相信再给我们几十年，不仅民族复兴大业可成，我们也会真正形成活力丰沛、充满自信、广被认可的精神财富和知识财富，形成更具光谱说服力和认同感的中国观与世界观，造福民族也贡献世界。

但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我们站的更高看的更远，决不能自乱阵脚，更不应把自己人，把宝贵的建设力量、创造力量当成“敌人”。

我越是更多地阅读更加多元化的内容，就越是觉得，中国舆论场存在一定的建设性对抗和论辩张力，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是不会被任何人终结的，只有不断追求和探索真理的姿态才能永续。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对于一切认真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立场和观点，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表达空间，所谓“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但是，对于弥漫在社交媒体上而对社会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言论，对于否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机制、否定企业家作用的那些“左”的极端声音，对于偏离《党章》《宪法》规定、为追逐流量而以偏概全“带节奏”的做法，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明确回应。近年来这些东西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很多有分辨力的人觉得“不值一提”“不值一辩”，而智能推荐和流量法则又让这些声音越来越强，越传越广。

那些撕裂的，反智的，不讲道理的，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声音，不应该是一个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的选项，这些声音也是对所有为了祖国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满腔热忱的人们的巨大不公。

梁启超曾写道：“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曰：‘中国群治当以无信仰而获进乎，抑当以有信仰而获进乎？’”他说“信仰问题，终不可以不讲”，而他当年的选择是佛教，因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

今天信仰自由，我们也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梁启超式的命题并未过时，我们的智信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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